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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校庆优秀征文:几页历史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 时间:2016-05-10 浏览: 3,447 次  

  作者:光信息31班 张向哲
 
  1894年到1898年,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我们毫不夸张地说,是历史上一段极特殊,极惊人的时期。这两年如同两个山头横亘在历史中间,周遭是峭楞楞的悬崖。北洋水师撞在了前一个山头上,光绪皇帝从后一个山头坠落。老百姓知道李鸿章又签了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让他们按人头,每人给小日本赔一两白银,这简直是要他们的命。他们不知道他们活在历史的山头上,这两个山头,一个宣告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一个宣告着维新变法的破产,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清国这条晃晃悠悠的破船将要驶向哪里。然而能驶向哪里呢,无非是驶向倾覆罢了。现在我们在一百年之后回头看,可以看清这条船航线上的每一块礁石和每一处险滩,而船上的人不知道,他们只是划船。人推动历史,当前方是悬崖,他们推动历史,当前方是险滩,他们还是推动历史。
 
  这艘船的残骸掩盖在沙砾里,已经只剩下轮廓了。但是如果我们趁现在去挖掘一下,估计还能找到一根或两根桅杆来纪念一下。
 
  1896年夹在两个山头之间,形成了一片低洼的谷地。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这一年是没啥大事的。打仗姑且算是大事,虽然偌大个大清朝,竟然不曾胜个几回;赔款也算是大事吧,割地也算,毕竟都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话是慈禧老佛爷后来说的。这样看来,1896年竟然风平浪静。无非是英德逼着咱们向他借钱,老毛子要在咱东北修铁路,日本人又讨了几个口岸——我们给他们便是!我九州地大物博,大清朝还能赏他们个几年。
 
  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外国发生了些什么事的。他们只求安稳一点用雨果的话说,就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便是要过安静日子。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谢天谢地,全都见够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们宁肯为了普吕西亚斯而舍弃恺撒,宁肯为伊弗佗王而舍弃拿破仑。”当然这一年,雨果已经去世11年了——他生前曾谴责英法火烧圆明园的暴行,仔细一想,圆明园的不复存在,到这一年也有35个年头了。
 
  这一年法国的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性。美国的福特造出了第一辆汽油车。德意志的伦琴发现了x射线,这让他后来获得了的诺贝尔奖。而诺贝尔死于这一年。马可尼向英国政府申请了无线电的专利,三年之后这项技术才传入中国。在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美国人拿到了第一块金牌,希腊拿到了最后一项马拉松的第一。这些奇技淫巧,在以往是不被爱新觉罗家族重视的。他们会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当然,到了19世纪他们也不重视。几年前他们买下了英国人私自修建的一段铁路,付清款项之后又立刻把它拆了。这提醒我们,同样的一群人,曾经因为害怕火车声响太大惊扰了列祖列宗,于是让马牵着火车走。科学和其他学科在这片大陆上的缺席由来已久,这导致长期以来的生产力低下;生产力低下,所以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雨果所说的他那个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如同一片阴云在中国大路上挥之不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活下去,而不是“世界如何运转”“我从哪里来”。中国人不是缺少智慧,只是中国原生地缺少让科学生根发芽的土壤。“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机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有用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臭。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章炳麟改编过三字经,在某一段他加了这么几句:“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医卜相,皆方技。星堪舆,小道泥。”悬壶济世的医术被归类于“方技”,也就是不入流的技能,观星和堪地——我们可以把这两项看做是朴素的科学萌芽——也不过是旁门左道罢了。不过好歹也算社会的进步,再上溯若干年,工和商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不需要工业和商业——何况说是工业,其实也不过就是织织布烧烧瓷再纺一纺纱罢了。
 
  如果我们现在去西安和咸阳周边的农村看看,还可以找到传统的织布机,这种织布机可以全部由木头制成,运行起来咔咔作响。这种机器需要妇女把布的经线歇着固定在架子上,上沿线间距大,下沿线间距小;而纬线穿在梭子上。经线分成上下两排,两排线是错开的,排列成“W”型。梭子牵引着纬线在两排经线之间来回穿梭,穿过几行之后就会用一个篦子把线向下一捋,把经纬线压密实,就织成了一段布。布的宽度基本上是固定的——这取决于织布机的宽度,而长度则不固定,通常由经线的长度决定。
 
  我家有一块这种布的样本,这块样本不是严格的方形,因为经线在织布机上时本身上宽下窄,再加上织布时工作者的力道大小变换,以及角度的微妙不同,使这种土布很难有严格的形状。同时受制于机器的精密程度,这类织布机必须使用比较粗的线(细线不适合长时间紧绷,否则会因纤维过度拉伸而断裂,而且也更容易串线),所以最终布的厚度和经纬线密度也不适合裁剪——沿剪切线附近的线头都会散开,这时妇女们不得不用细线再锁个边——所以这种布常常是用多大织多大。由于它的粗糙与不可裁剪,这种布不适合穿在身上,就我观察,他们把这种布铺展当做床单,或者直接当薄一点的毯子盖在身上(这充分说明了这种土布有多厚)。受制于经济现状及审美,经线通常无法凑齐纯色的,纬线的长度也不够,不得不在前一根纬线快要用尽的时候用一些技巧把下一根弥续进去,所以织出来的布通常毫无美感可言——花花绿绿的色调,还有纬线相接时挽作一团形成的疙瘩。
 
  当时我看到这样的机器时,织布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所以我并不知道织布的妇女们如何安装经线,如何往梭子上穿纬线,也不知道她们最终用什么手法把经线的端点固定住而不至于散开。我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织其他种类的布料,然而虽然有很多细节不知道,我还是可以肯定,这类布在生产量大的情况下,和机器织的布相比,必然毫无竞争力,不管是什么时候,是1896还是2016。
 
  让我们回到1896,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生活,突然就在这几年间崩塌了,穷人们织的布卖不出去,地里的庄稼不够收租,头上还顶着两万万两白银的债。历史上有一个死循环,多年的落后生出贫穷,由于贫穷而更加落后。贫穷和落后总是一起出现,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成语“积贫积弱”。这个成语被用来形容以1896年为中点,前后共一个世纪的中国。总之这一年人们发现洋务运动破了产,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怕是已经救不了中国了。大清国这个木桶短板太多,岂是单单“师夷长技”就能救得过来的?这一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大清国已经到了变法的前夜。不仅法要变,人的思想也要变。《四书五经》再好,也不可能挡得住列强的枪和炮。洋务运动失败了,但好歹教会了睁着眼睛的中国人一点东西:中国缺的是懂技术、懂外语、懂管理的新式人才,而现在的学制,却只能培养出读经史、写八股,作清谈的学究,传统的教育非革新不可。中国需要知识分子,需要技术人员,需要实业家,需要新的老师和学生。古老的土地需要新鲜血液。
 
  蒙昧是黑暗。知识是光。学校是灯塔。终于有人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树立灯塔了。
 
  这一年是18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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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1个评论

  1. 可乐 回复 | 时间:2016-05-11 20:13

    文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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