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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康-交通大学时期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 时间:2017-11-07 浏览: 55 次  

1953年7月1日,彭康先生正式到交通大学任职校长。到任之后,先后拜访陈石英副校长,程肖刚、周志宏、沈三多、钟兆琳等系主任和著名教授。并于同年12月接见苏联内燃机专家罗纲诺夫。次年2月,宣布苏联专家组组长舒金为校长顾问并参加校委会。11月15-17日,宴请来校工作的苏联起重机械运输专家克鲁其科夫。12月15日,陪同国务院苏联专家副总顾问马里采夫、高教部首席顾问马别捷夫、高教部副部长刘子载等来校参观。

1955年年1月7日,一机部、高教部联合通知:“上海造船学院业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以交通大学和大连理工学院两校现有造船专业的师资和设备为基础成立造船学院”,“其中交通大学在师资培养、教学行政组织准备工作方面,都负有更多的责任“。彭康先生任筹委会主任委员。

在当时,年幼的新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帝国主义的外在威胁时刻提醒着我们加快发展的部分。在当时,处于沿海最前线的上海形势紧张,高校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上海又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一个城市,有条件调配力量;同时,肩负西部发展重任的西安在一五建设期间成为机械电力工业基地,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西安有17项,进入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建设时期,但是西安高教力量薄弱,工科尤甚,整个西北也只有一所设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而在经过院系调整好,全中国实力最强的顶级工科大学有三所,交大、清华和哈工大,其中教授交大最多。哈工大是学苏联的前沿高校。交大与清华相比,交大多了一个造船系,清华多了一个建筑系,其他大体类似。有这样的实力,又面临当时形势,迁校当然首选交大,要在西安建我国第一所万人大学,要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等尖端专业。

1955年3月30日,高教部上报中央的《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报告经林枫、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七位中央领导人先后审阅通过。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彭康。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全党。

将一所有着60多年悠久历史的顶级工科大学整体搬迁如此大的距离,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都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今中外,也从没有一所高校进行过类似的大转移。然而,彭康校长带领着交大人交出了一份堪称奇迹的完美答卷。

这场“长征”中,交大展现了让世人震惊的几个特质。一是动作迅速令人瞠目:55年4月7日接到通知,8日开始部署,一个月内对接上陕西和西安领导机关,彭康校长带领几大教授开始勘查新校址;10月基建动工,56年6月可以住人,8月可以上课。二是迁校、日常工作两不误。1956年学校科研起步,任务很重;同时学苏联,建专业,办新专业,来校苏联专家有26个,学校在他们协助下搞专业建设;本科改为5年制,研究生招生扩大,教学质量要保证。总之,又要建校、迁校,又要提高质量、发展科研,这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彭康校长提出1956年一二年级先迁,在西安上基础课;1957年等实验室建好后再迁各专业和高年级学生。三是教科书般的后勤部署。迁校中的后勤保证好像一部精密的仪器,几乎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迁徙前什么都想到了,迁徙中感到很顺利,到达后是一团温暖。食堂、医务所、幼儿园什么都有,中小学也很快办起来了,上海的服务业进了校,“西安有个小上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紧张不安心理。其三是正确处理矛盾。起初,中央、高教部和交大领导层的方案是全迁;然而随着估计战略形势的缓和,同时考虑到交大与上海整个工业的联系早已渗入骨血,而且上海市委强烈希望交大迁校后帮他们在交大原址再建一所机电类工业大学(南洋工学院)。彭康校长在积极走访学生和听取中央指示后,改变了最初全体搬迁的初衷。先生决定按照周总理的设想,交大主体西迁,所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将学校朝顶尖理工科大学方向发展;在上海“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将小部分机电底子与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以及从西安回迁支援的运输起重等专业结合设立上海部分,以提高质量为主,不再扩大规模。就这样,从一校分设两地,再到两校分设,交通大学校名就此画上句号,而两所崭新的交大在祖国的东西部分别崛起并蓬勃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在先生的带领下,校党委委员14人中,10人迁往西安;1956年底交通大学在册教师737人中,迁来西安的有537人;1956年全校藏书约19万册,至1957年10月,运至西安的图书14万余册,占73.9%;全迁或部分迁至西安的实验室有25个,面积较上海时扩大3倍以上,同时迁校过程中还新增实验室20多个;学生中1954级、1955级迁来西安的共计2291人,占这两个年级总数的81.1%,而1956年的入学新生2133人全部在西安报到就读。正副教授中除了年事已高予以照顾的老教授、造船和运输起重专业的教授、支持上海部分基础课程建设的一部分教授留在上海外,迁来西安的教授多为年富力强的学科带头人。其中两位一级教授钟兆琳和陈大燮,1957年迁来时一位56岁,一位54岁;其他20多位迁校带了头的正教授中,50岁以上的是个别的,大多在45岁上下,最年轻的陈学俊38岁;而以更显年轻的副教授群体来讲,他们中的70%迁到了西安,1957年平均年龄37岁,正是创造性最旺盛的年华。可以说,整个交通大学万众一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祖国西部大开发的假设之中。到西安交通大学正式命名,正副教授总计68人,基本达到迁校前的规模。

现今,交通大学遍地开花,而关于哪一所交大才是曾今南洋公学主体的争论也从未停歇。殊不知,交通大学的主体从来就不在哪个具体的地点,而永远都在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

1959年8月7日,彭康校长出席在上海举行的校务委员会议,主题是欢送彭康前往西安交通大学工作,欢迎谢邦治就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先生发表讲话,希望“两个学校应该有更密切的联系,协作得更好”。9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全校师生欢送、欢迎大会上,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活跃新闻社  郭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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