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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珍闻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 时间:2017-10-10 浏览: 192 次  

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

张在军

2017年09月12日09:02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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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学生宿舍,摄于193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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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图书馆,摄于193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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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西安临大师生徒步翻越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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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西北联大文学院教师与毕业生合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平津地区文教机构纷纷内迁。“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这两“兄弟”,一个向南,一个向西。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长沙临时大学继续迁徙到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也继续南迁到汉中,改名西北联合大学。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同时诞生的同胞兄弟,是一株藤上的两颗瓜,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北联大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37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有教授(含副教授)338名,共培养毕业生3882名;西北联大则拥有505名教授(含副教授)的师资队伍,培养了9257名毕业生。本文选摘自《西北联大》一书。

西迁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不少学校已经放暑假,北平地区的大部分学生不在校内。事变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邀请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座谈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应邀参加。

事变发生时,不少身在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表现出对华北局势的忧心。7月15日,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等9位学者联合密电蒋梦麟、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让),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袪除此种疑虑。”

7月16日,李书华、李蒸、潘光旦等21位教授又密电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各校负责人:“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7月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是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

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首先瞄准文化教育机构,对中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但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人民。张伯苓校长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事变之前,面对很多人的担忧,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的回答是:“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在那时,组织规模或者不能与现在一样,而生命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

在中国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这批高等学府,到底何去何从呢?

8月19日,教育部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华北高校内迁事宜。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已经在长沙动工建立分校,初步计划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又由于战前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已经与陕西省政府共同做好迁陕准备,而且北平研究院部分机构已经迁到陕西,所以计划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不料,北平师范大学“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自愿分到西安一组。

为了挽救教育,保存文脉,国民政府及时出台《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

9月2日,教育部长王世杰签发第16390号令,聘请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北洋工学院院长)、童冠贤(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教育部特派员)、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长)、臧启芳(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辛树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9月8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应教育部之请,决定拨款50万元作为两所临时大学的开办费。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在学校频遭焚毁、国土连片沦陷的紧急形势下,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坚持抗战,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移。

10月18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以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西安临大校刊》创刊号中称:“临大合平大、师大、北洋,极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始在此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实一创举。”

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大南迁汉中,开始了“一次徒步的长征”。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西安临时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

7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西北联大各院系调整办法,农、工两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分别合并改组为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

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西北联合大学为西北大学(由西北联大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并将原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医学院各自独立设置,分别改称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从此,西北联大之名不复存在,进入五校分立、合作办学时期。

校训

校训是指导师生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辞海》解释为:“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由此可见,校训是一所学校对全校师生员工具有导向性、规范性、勉励性的训示、号召与要求。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校训是一所学校教育理念、治学风格的高度概括,是学校办学传统与育人目标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大学文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内容。好的校训能铸造特立独行的校园文化,而特立独行的校园文化又能张扬学校的个性,涵养大学精神。

西北联大校址安定之后,于1938年10月19日召开第45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议称:“校训制定‘公诚勤朴’四字与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成匾额,悬挂礼堂。”

校训最原始的解释出自黎锦熙教授1944年5月在城固撰成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史》,其中有:“‘公诚勤朴’校风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勤以开源,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至此,乃巧诈之反。‘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此足以去愚,凡诈皆愚也。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诚者天之道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足以去弱。弱源于虚,诚则实矣。‘贫、愚、私、弱’,人皆知为吾民族之所苦;勤朴公诚,正其对症药也。”详解如下:

“公”,即天下为公。《礼记》提出了中国古代贤哲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最高标准。近代以来,“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终生倡导的精神。黎锦熙以“公以去私,用绝党争”释之。它表达了西北联大以国家建设与民族事业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

“诚”,即不诚无物。“诚”乃天之道。《礼记注疏》曰:“物,万物也,亦事也。大人无诚,万物不生;小人不诚,则事不成。”朱熹解释说:“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即只有至诚之心、全身心的投入,才能有所成就,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他人、 成就事业。黎锦熙同样认为,“诚”可以“实”去“弱”去“虚”。它蕴含了西北联大师生以诚待人,以诚做事,忠诚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勤”,即勤奋敬业。《尚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诗经》云:“始于忧勤,终于逸乐。”唐代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的:“勤以开源”;“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它是西北联大师生忠于职守、奋发有为的表征。

“朴”,即质朴务实。儒家认为质朴与文饰相对。道家主张的“朴”,即朴素、本真。黎锦熙则认为:“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至此,乃巧诈之反。‘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此足以去愚,凡诈皆愚也。”把“朴”解释为节俭节流,不事雕琢,与世无争,埋头苦干。它是西北联大师生艰苦朴素、质朴务实的真实写照。

受命撰写校歌歌词的西北联大秘书处主任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稍后将校训写入校歌。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也分别拟有“公诚勇毅”和“诚朴勇毅”的校训,表现了三校同出一源、分而有合的紧密联系。2002年1月15日,西北大学筹备百年校庆时研究确定,沿用1938年所定之校训。

校歌

一首好的校歌,除了能抒发情怀、鼓舞士气外,还能让学校师生统一意志、协调行动。校歌的这种训育功能是其他教育方式无法替代的。西南联大是在1938年10月6日举行的常委会上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的,而西北联大则在10月19日常委会上决议,聘请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撰写歌词。词曰:

并序联黉,卌载燕都迥。

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

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

勤朴公诚,校训崇。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这首豪气冲天、壮志凌云的校歌,精辟地反映了西北联大组建的历史渊源与院系情况;标出“公诚勤朴”的校训,深刻地表达了西北联大教育家对西北这片土地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关于歌词的表层意义及内涵,黎锦熙后来做过一些阐释。“并序联黉,卌载燕都迥”一句,对于一个新联合起来的学校,似乎有些难于理解。这就得从西北联大的主要组合校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说起。

北洋工学院初名北洋大学,创设于1898年,1928年更名国立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源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数度改名后,于1923年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与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倘从最初算起,两校设立时间都超过了40年,故校歌有“并序联黉,卌载燕都迥”之句。

北平大学要略晚一些,于1928年设立。设立时包括女子文理、法、两个师范、农、工、商、医凡八个学院。这些学院原本都是独立大学,各有渊源。譬如法商学院,最初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的速成科“仕学馆”,屡次变更,于1922年改为国立北京法政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1929年改称法商学院。说起历史,也有近四十年。

黎锦熙回顾历史后,对自己与许寿裳所写西北联大校歌歌词的首两句这样概括:“以上所述两大学十学院,大都创始于清代光绪末年,除北洋工学院在天津外,皆联黉并序于燕都,凡四十载,可谓‘迥’矣!”

接下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两句,主要叙述几所学校为何“联合”的境况。1937年卢沟桥事变,使得平津一带很快陷入日军之手。为了保存国家教育种子,9月,教育部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院合组为临时大学迁往西安,并要求11月15日开学。据当年底统计,1937年度西安临大共有学生1472人,其中在西安两次招考录取新生310人,其余都是从战区跋涉而来的原三校院学生。此所谓“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两句,总体含蕴西北联大迁移陕南城固等地境况,是对西北地区自然景物方面的描述。“汉江”发源于汉中宁强嶓冢山,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写在这里,是希望西北联大能如汉江源头,给陕南、西北乃至整个中国播撒教育的种子。“天山万仞自卑隆”,说起来略微繁复一些。1938年春,西安临大决定南迁。全校师生从西安出发,经宝鸡,走栈道,用十余天时间翻越莽莽秦岭,抵达汉中。黎锦熙对此句作了一点附注:“初议迁,所向不能决。有朋聚谈,余谓若具远略,宜指西北,度陇屯甘凉,趋新疆,是为左家难路线。若避入蜀,是为唐明皇路线。迁陕南,是为唐德宗路线。仅少西移,则为杨贵妃路线矣。然此时新疆道阻且长,故不能往;惟校名西北,终不可忘情与天山也,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当踏实地以图之;故曰‘天山万仞自卑隆’也。”

校歌接下一句为“文理导愚蒙”,这个很容易理解。大致是说当时学校文理学科兼备,可以起到启蒙化愚的教育功效。

“政法倡忠勇”是对法商学院而言。该院原分法律、政治经济、商学三个学系,后拆分政经系为政治、经济两系。“政法”按中国人的理解,是“法度”所在。然而在中国,要做到“法治”“法度”,非得要有“忠勇”的精神和信念不可,这便是“政法倡忠勇”的来由。

“师资树人表”主要是说教育学院情况。西安临大到汉中城固改校名为西北联大后不久,教育部令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并筹设师范科研究所。

“实业拯民穷”一句,主要指农、工两学院而言,也包括法商学院之商学系。这些院系都是传授实用技术,与实业相关。

“健体明医弱者雄”,一眼可看出是写医学院。西北联大医学院是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基础上设立。1938年,遵教育部令设医科研究所。1939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

“勤朴公诚,校训崇”。1938年9月,教育部颁令要求各校将校训校歌呈报备核。西北联大在常委会上,通过“公诚勤朴”四字为校训。

整个歌词以“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作结,非常有感染人的力量。按照后来黎锦熙的解说,西北联大的“使命”和“目的”应当有这么三义:“曩固言之,‘公诚勤朴’校风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贫、愚、私、弱’,人皆知为吾民族之所苦;勤朴公诚,正其对症药也。此一端也。”强健国民,开启民智,此为西北联大在西北的教育意义所在。

第二重意义在于,“西北之华山汉水,即‘华夏’之名所由来,古代文化实肇此土;然若徒珍故物,发思古之幽情,不计神州奥区,实赖物质交通而开发,则荣誉虽存于往史,今终无以解于落后之诮也,可讳言乎?学府在此,提携群伦,当以继往开来为务。文化者,合精神与物质综古代与现代而言,非可偏举。此又一端也。”这是说西北联大有责任和义务,给西北这块土地播撒新文化、新文明的种子。

最后,“西北民族杂居,异于东南,而其开化亦久,异于西南;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矣。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惟在西北,必藉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西大之责,无可旁贷。此又一端也。”

黎锦熙对西北联大校歌歌词的字面及深层含蕴,给予了周详解读。这是我们读这首典雅古朴校歌歌词不可或缺的。歌词写成后,经西北联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正式定为校歌歌词。

 

 

每一枚铜板都用在了刀刃上——三位“红色金融家”为革命军队当家理财的故事

黄沂海

2017年09月07日10:11    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每一枚铜板都用在了刀刃上 ——三位“红色金融家”为革命军队当家理财的故事

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革命需要枪,也需要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

这里,记下的是革命军队初创之后,如何依靠智慧、胆略和牺牲精神当家理财的故事……

“扁担银行”:毛泽民肩挑红色金融命脉

红军长征行进的队列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番号,始终是一个“谜”。

这支由上百人组成的特殊编队装备的武器,不是长枪刺刀,也不是炸弹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肩挑手扛的担子里,载有黄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大量的珠宝、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有几台死沉死沉的印钞机和铸币机……为了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守护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服务党中央财政需求,保障红军物资供给,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被挑在了肩上,踏上了征途。

早在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展露杰出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银行刚创立时,毛泽民很快发现,他这个行长并非如旁人想象那么潇洒光鲜,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全部人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履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者也就当过杂货店店员。尽管如此,他们面临的任务却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立即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弃。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慢慢正常运转起来。

时有“假币幽灵”游荡在苏区,搅乱了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怎么办?毛泽民苦苦思索,一直找不到破解之术,一个意外,却让他茅塞顿开。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无意间披在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袅袅烟雾促发了他的奇思妙想——何不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亦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货币战场上的胜利,为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民担任起“扁担银行”的政委,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爬过雪山草地,翻越万水千山,即使经历艰苦卓绝,依然恪尽职守,没有放弃尝试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

要塞之地遵义是红军长征中进驻的最大城市。进城之后,红军急需补给物资,然而,1935年早春的遵义,土匪军阀横行,官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元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物资,而对于“扁担银行”里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感冒。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好在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雷厉风行打击了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短短的十余天,毛泽民带领“扁担银行”员工设立苏币兑换点,老百姓可用银元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流通了起来。

创业艰难百战多。没过多久,“扁担银行”接到了随部队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当地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苏币。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家不同寻常的“扁担银行”,虽然居无定所,设施简陋,但始终坚守着红色金融机构的信誉之本。

“扁担银行”辗转南北,当中央红军1935年秋冬之季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参加长征的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只剩下了8个人了。“扁担银行”的家当经清点,尚存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

毛泽民的名字,也因此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马背银行”:高捷成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

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虽然他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了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便只身来到上海中南银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乔装成人力车夫,在上海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却不幸被捕。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出狱后的高捷成不得不回到漳州老家,在宗叔开办的百川银庄里,谋到了一份月薪20块的出纳工作。

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显然不是高捷成所冀求的。其时,漳州龙溪农民在共产党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武装斗争,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活跃于漳州九湖、南乡、漳浦一带的游击队队长王占春,系高捷成的同学,当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真是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元,正是革命队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及时雨”,借经管业务之便,从银庄借用2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人地两熟、又有“理财头脑”的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银元之后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双亲,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他走后没几天,登门催款的银庄老板踏破了高家门槛,妻子只好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东躲西藏。对于先前借用的钱款,参加革命后的高捷成向银庄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这片红土地,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金融市场动荡不定,货币混乱,币值不一,给革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边区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为避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每个厂址和隐蔽点都实地反复查看,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三个印钞厂,一旦面临扫荡,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林林总总,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四千多万人口使用。据说连敌伪军营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南币,有的甚至还将它作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呢。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召开会议,获悉情报后立马肩负起“马背银行”的职责,执行隐藏银行物资的预案并要求员工迅速转移。之后他又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几位同志建议立即撤离,但高捷成却坚持要到附近的分行开展救援工作。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行人赶到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奔袭而来包围了他们借宿的院子。大家全力往山上突围,到达村外时,高捷成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冒着子弹在耳边呼啸的危险,又返回村庄寻找,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长眠不起,年仅34岁。

邓小平得知“马背银行”行长牺牲的消息,立即致电冀南银行,心情沉痛,一声长叹:“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窑洞银行”:朱理治足智多谋试水金融创新

红色金融一脉传。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血雨腥风,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被誉为“窑洞银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横空出世,它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红色金融的血统,同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早设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从1937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合并而变身为西北农民银行,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直扮演着边区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那段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财政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边区银行唯有依靠发行边币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1940年,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提到“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在毛泽东看来,财经金融工作须加以改善。

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3月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虽曾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但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和军队工作,因此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重要职务,对于他来说还是极富挑战性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理治甫一就任,头一把“火”直指“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朱理治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为此他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窑洞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而且,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譬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朱理治的“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在民间,表面上不允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一些商家往往采取“暗号”进行买卖,要买货先问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币,小的代表边币),若是大的,货多价低,若是小的,货无价高。针对如是情形,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 《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极大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据当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50万元奖券已基本售完。1942年1月1日,适逢元旦放假,延安当众举行开奖仪式,随着土制摇奖机的滚动,众目睽睽之下,头奖号码23083蹦落出来,幸运者为关中地区的一户农民。随即,在沸反盈天的敲锣打鼓声中,“窑洞银行”行长朱理治亲自把巨奖送到农民家中,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人家命好,得了头彩!”“八路军的‘票子’不骗人”……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效甚好。

“小诸葛”朱理治在拓展“窑洞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全国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这段故事,在边区传为佳话。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只有短短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查阅那时的《解放日报》,每月总有四五篇有关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报道,边区革命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我参与了审判日本战犯

 

井助国

2017年08月24日14:00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我参与了审判日本战犯

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审理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受这一任务后,调井助国去参与这项工作。到高检后,井助国被分配在五厅(劳改监督厅),任副厅长兼东北工作团(审理日本战犯的专门机构)副主任,后去了抚顺,兼任三室主任,分工是负责战犯管理所的一些工作和对战犯中尉官以下700余人的审理工作。

 

本文口述者井助国曾任审判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副主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员,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

 

工作开始后,我和同志们发现,大部分日本战犯否认自己有罪,百般不服管教,处处挑衅捣乱,气焰相当嚣张。他们还顽固地坚持军国主义思想,被“武士道精神”洗脑,动不动就以剖腹自杀相威胁,叫嚣是“战俘”不是“战犯”。我们随即加强了政策引导、时事教育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教育,特别是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在一次对战犯的讲话中,发动尉官级别战犯揭发批判日本军国主义首脑的罪恶以及上级军官的罪行。此举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战犯中掀起了一个面对面揭发批判活动的高潮,严厉打击了一批冥顽不灵的战犯的嚣张气焰,揭露了他们的拖延伎俩,促使其真正低头认罪。如日军陆军中将、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在审讯时曾向我表示:下级士官面对面揭露上级长官罪行的事,“简直是他们皇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他愿意如实交代罪行。截至1954年年底,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700多名尉官以下战犯的结案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日本军人没有回国,而是参加了阎锡山等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后,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1955年,我去太原战犯管理所负责太原在押的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1956年审判战犯开庭时,我还负责太原的审判工作。记得当时依附阎锡山的日本战犯城野宏(被俘时少将军衔),就是由我代表国家向法庭提出起诉的。

 

由于教育工作开展得非常好,这批日本战犯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致使太原审判的结果比我们预期的情况好得多。法庭审判开始后,日本战犯不仅没有一个提出过否认其罪行的言论,实际上,他们在法庭上主动供认的罪行比我们起诉的罪行还要多,且供认时没有一个不表示痛恨自己犯下的罪行。法庭宣判处刑决定后,这些战犯当庭向法庭审判长、检查员、律师以及受害者、证人、旁听群众磕头谢罪,虔诚地向中国人民请求宽恕,并纷纷表示感激我国政府的宽大政策。经过特别军事法庭的庭审,分别判处罪行较重的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9名战犯有期徒刑8至20年。其中城野宏等7名战犯因有余刑而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

 

战犯城野宏的妻子城野凌子是个大学助教,从日本启程来我国探望时,有一家报纸曾给她出“主意”,授意她到中国后,一口咬定城野宏不是战犯、只是战俘,还许诺她如果照做的话,就给她一笔巨款。城野宏的妻子到太原后,我们即刻允许她和城野宏会面,把预审室腾出来,安排他们住在一起。她感慨地说:“真不像在监狱里。”期间,城野宏对妻子坦诚地说明他就是战犯,还向妻子讲述了他所犯下的罪行。我们也给城野凌子播放了城野宏在法庭上做认罪陈述时的录音。城野宏的妻子在得知真相后,明确表示自己的丈夫城野宏不是战俘而是战犯,在中国犯下严重罪行,并立即对曾向她约稿的日本某报社表示:文章可以写,但要如实反映情况,绝不允许那家日本报社按其“需要”改动一个字。此后,她还在我国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明确承认城野宏是战犯并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同时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和给予城野宏的人道主义待遇。

 

太原公判结束后,在太原的日本战犯也全部集中到抚顺。在管理所举行的文艺活动中,城野宏的妻子、孩子和其他来中国的战犯家属观看战犯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后,也和战犯们一起跳舞。会餐时(因我们是代表国家的检查员未参加会餐,由管理所出面),战犯们对管理所工作人员给予的改造教育衷心地感谢,拉着我们干部的手泣不成声。

 

日本战犯真正低头认罪、被改造过来后,他们流露出的感情真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曾组织战犯们到各地参观。记得满载着战犯的火车行至宛平城时,广播员刚一广播前方是卢沟桥,全体战犯就不约而同地一齐跪在车厢内,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直到火车驶过卢沟桥后,他们才站起来回到各自的位子上。

 

战犯们在狱中接受了良好的改造,被释放回国以后,还和我们通信不断,谈他们的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字里行间表达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尊敬和热爱。记得一个战犯来信说,他的妻子听说了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待遇和宽大处理后,非常感动,并定下家规,以后睡觉不让脚朝着中国方向,而是要头朝着中国方向睡。还有一个战犯来信说,他的妹妹听说了他对中国情况的介绍后,她也想学习中国妇女的美德。女战犯二越华子,在我国卫生部李德全部长访日时给李德全部长当翻译,事后二越华子来信说,她为中日友好做了这件事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并表示今后愿继续为中日友好而工作。

 

上述提到的藤田茂于1963年2月被提前释放回日本。回国以后,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

 

事实证明,我们改造日本战犯是成功的。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回国时,把他们在中国的学习心得和写的材料带回日本,曾连续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阐述事实真相,称赞新中国的伟大,并同日本的反华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在高检时曾看过几篇城野宏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曾这样评价解放军的胜利原因:

通过国共之战,使我深感如此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是多么有力而强大,而没有这样的支持,是何等的软弱,我最终找到了解放军取胜的答案是: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沈阳、太原两地的审判实况,后来均制成影片,取名《正义的审判》,后来公映并引起很大反响。

(本文由井助国子女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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